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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言不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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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2最应记住的八件事  

2009-08-04 14:05:03|  分类: 转文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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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5月12日14点28分。时间早已定格在我们内心最深处。今天,当这个时刻再一次来临,尽管我们不愿意轻易去触碰记忆里最脆弱的部分,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将它淡忘。

我们从过去一年与地震有关的许多事情中,选出八件最不应该被我们遗忘的,它们见证了大灾大难面前的人性,并告诉我们弥足珍贵的道理。

国旗应为人民而降: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哀悼,国务院决定,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。19日14时28分起,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。从中南海紫光阁,到震中救援现场,中华大地上国旗半垂,汽笛长鸣。这是国家第一次为罹难的普通公民降半旗。

国家哀悼日,正是寄寓生命无常的沉痛,感念人生存在的价值,仪式肃穆无语,却满蕴向死而生的生命意义。它纪念的是死,向往的是生,是更伟大更进取的生。个人如此,国家犹然。当国家试着表达人情,当权力试着走近人性,国家哀悼日的黯然背景之上,闪烁了最为可贵的人性之光。谁能说,这无尽哀伤的所求,不曾包含这些政治文明的进步?我们在汶川大地震的悲痛中醒来,睁眼见出政治的更进,瞥见人世的改良。

政治献媚应有道德底线:2008年,6月6日,山东《齐鲁晚报》发表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的“词二首”,第一首“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”以废墟下遇难者的口吻,发出了“纵做鬼,也幸福”和“亲历死也足”的感慨,并表达了“只盼坟前有屏幕,看奥运,同欢呼”的愿望。

灾难之余,当尊重活者,更当尊重死者。如果你需要这种做鬼的幸福,你自可了断,这是你的权利,但你无权把它强加给其他人。生命高于一切,对着死亡高歌幸福指数,是当代中国文人的一项创意,自古未闻。本应是成人佑护孩子,如今天地颠倒,却要死去的孩子来佑护中国。有这样的成人世界,让我等成人在孩子面前无地自容。写作有时是为了表明心迹,大灾未必不是大机会。但别忘了,写作必须恪守伦理底线。

没舍身的义务,但可选择高尚:2008年,5月12日,都江堰光亚学校的教师范美忠在地震发生时,弃学生于不顾,第一个跑出教室,之后还发表文章称:“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,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,其他的人,哪怕是我的母亲,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。”范美忠被网友讥讽为“范跑跑”。

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,自顾逃生确是出于本能,然而范美忠关于“牺牲自我”的一番心迹表白,以及事后有论者将此事定位于个人“自由”的表现,确实挑战了公众道德的底线。如果作为一个普通人,范美忠的逃生行为无可厚非。但作为一名正在课堂讲课的教师,他不仅肩负着授课的法定责任,也同时被赋予了保护学生、管理学生的职责,只不过,后者是约定俗成的社会共识,是公序良俗默认或者说附加的教师职责。

中国人应对国际救援感恩:2008年,5月16日凌晨,日本首支由31名专业救援队员组成的地震救援队抵达成都,随即前往受灾严重的青川县进行协助救援。这是汶川地震之后,首批抵达中国的外国专业救援人员。5月20日,一篇关于“日本救援队员因未救出生命内疚辞职”的帖子在网上热传。

在网上看到,关于你们的一位同事精神上很受打击,并决定辞职一事,让中国网友们很是不安;大家一致认为你们表现得很勇敢、很出色、很人性。辞职之举是不理智的,一是令中国人内心不安,二是人类不该因此而失去一位敬业的专业搜救人员。当我们这里突降灾难后,你们第一个风尘仆仆地赶到了;你们的到来和你们3天3夜的付出,用行动诠释了我们两国人民说得最多的两句话——“一衣带水”、“友好邻邦”。

爱心不能秤斤论两:2008年,5月12日,汶川地震发生之后,地产龙头万科仅向灾区捐款220万人民币,被质疑捐得太少。万科董事长王石回应称,万科捐出的200万是合适的,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,不应成为负担。他同时还透露,万科内部慈善募捐活动都要求普通员工的捐款不得超过10元。

既然慈善和公益是私人或民间的事情,自然应以自愿为前提,任何强迫的“慈善”均违背了慈善的本意。应允许企业家根据自己的意愿捐款,不能因为企业家有1000万家产,就强迫人家按家产的比例捐款。这是因为:首先,公益事业有多种多样,不在于一次捐献的数字;其次,一个成熟的社会,救灾捐献是常规,不该是聚光灯下之事;另外,慈善捐赠的目的不是“均贫富”。

新闻环境应继续保持开放:5月12日,汶川大地震发生后,官方全面放开让记者采访。从中央媒体到地方媒体、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都派出强有力的队伍集结地震现场,100多家境外媒体的300多名记者也进入灾区,不断发出灾情及抗灾救灾的信息。国际舆论对中国抗灾行动和传媒的表现予以高度评价。

汶川地震震惊中国、震惊世界;而政府的救灾行动和媒体的开放性报道又震撼了中国、震撼了世界。我们过去对突发事件的公开报道时紧时松,而这次的地震报道的开放度是前所未有的,是灾难性报道的重大突破,主要体现在:少见的突发事件现场的大规模记者群云集,从未有过的多媒体联合作战显现多视觉、立体式的报道。而贯穿在整个报道中,所展现的人性化的报道理念更值得称颂。

赈灾资源应合理配置:据新华网2009年3月27日消息,倍受各界关注的北川国家地震遗址博物馆整体设计方案已经出炉,最快将于今年下半年开工建设,初步预算总投资为23亿元左右。许多网友认为,地震遗址博物馆确实该建,但灾区重建本来就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,花23亿建博物馆无异于搞“形象工程”。

老百姓还在街上喝风屙烟的时候,你搞个阿房宫一样的博物馆有什么用?所谓博物馆或者遗址公园,必须是在民生得以安定,老百姓差不多都住进好房子,有了好的工作条件,学生在窗明几净安全坚固的教室读书之后才该考虑的事。我觉得为这场地震建一个夸大其辞的纪念物意义不大,而真正有意义的是如何让受灾的老百姓尽快过上差不多的日子。老百姓心里自然会有一块碑的。

心理救助不应落后于物质支援:2009年,4月20日凌晨,年仅33岁的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自缢身亡。冯翔是震后灾区一个普通的基层干部——在公众眼里,他是抗震救灾中的英雄;在领导眼里,他是灾后重建工作的骨干;在群众眼里,他是国家干部。而事实上,他同样是在这场大地震中与别人并无分别的受害者。

灾民中有自杀倾向的群体数目之众,令人心惊。然而与灾区大规模心理危机形成鲜明对比的,是灾区心理救助的乏力与混乱。一度火爆的灾区心理救助项目,如今少人问津,犹如荒芜的古道。那些笼罩在创伤后应激障碍阴影下的灾区幸存者,愿你们都能替逝者好好地活下去,现在,且让我们一起吟诵曼德尔斯塔姆的诗——“我将从死者中升起,说太阳正在闪耀”。泥土覆满了倒塌的废墟,新鲜的绿色又从泥土上长出来。亡灵已然安息,生者昂首前行。如果我们能够珍惜这些从灾难中得来的无价道理,变成前行的力量,这将是对逝者最好的祭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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